权力的来源真相！

2015-6-5 Q帝 权谋分享

秦末，二世无道，天下大乱，诸侯蜂起，帝国境内遍地狼烟。有三句口号异常响亮，一句是陈胜吴广喊出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夫作难而天下大乱，点燃了秦末兼并战争的烽火。另一句是这位不知名的从官说的，“天下叛秦，能者先立”，喊出了各路豪杰的心声。第三句是一个叫蒯彻的说给韩信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这句话，一言道破了秦末大乱的真实图像。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归根结底，追逐的是“势为天子，富有天下”的无上权力。全天下共逐之，竞争何其激烈，就得是“高材疾足者”才能脱颖而出。求得权力，实力是根本，“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仅仅有实力还不够。尤其是在夺权事业的草创阶段，仅仅有实力还远远不够，你还得有“正当性”，竖得起一杆猎猎作响的漂亮大旗，招得来趋之若鹜的大片粉丝。

正当性，最主要就体现在权力的来源上。秦末起义军里面有个叫周市的将领，打到了以前魏国的地面。地方豪强发现周市很有实力、很能打，都想拥立周市为魏王。周市死活不干，说“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这可不是假意推让，“诸侯固请立市，市终辞不受”。费老大劲儿，前后折腾五次，才把魏王咎找回来，“立咎为魏王，市为魏相”。是周市不想称王么？显然不是。而是不能。为什么呢？就在于“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

秦末混乱之际，大一统才建立了十二年，各路人马的价值取向是复辟；老百姓在秦朝活不下去了，也自然而然地想念故国。这就是“义”之所在，只有立魏王咎，才能体现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无论周市也罢、陈胜也罢、还有引文里面的赵王武臣也罢，你如果自立，都违背了这种天下公认的“义”。后来，陈胜事败被杀，范增评论说“陈胜败，固当”。为什么呢？“今陈胜首事，不立楚而自立，其势不长。”都要扯恢复故国、拥立遗老遗少这杆大旗，不是因为各路豪杰高风亮节，而是为了体现权力来源的正当性。

所以，赶走了国民党，还要在天安门挂上孙中山的像，以示我们的政权其来有自，是继承三民主义衣钵的正统。所以，美国才要不遗余力的维护二战后形成的秩序。美国想靠日本牵制中国，但是在历史问题上又必须同中国站在一起，因为维护战后秩序就是维护自己“世界警察”的权力正当性。

所以，秦始皇统一以后，才不得不搞了一套五德循环理论，以说明自己以“水德”取代周朝的“火德”是天命所归。尽管这种理论，跟自己“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理想相矛盾，但也顾不得许多了。因为，在权力接棒的时候，正当性是每个政权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实力，虽然是决定权利归属的根本原因，但只有实力足强大，强大到能开创一种新的“正当性”的时候，才会抛弃以往的传承轨迹。在古代，有种专门的仪式来确认这种“新的正当性”。那就是封禅。《白虎通·封禅篇》中说：“王者异姓而起，必升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封禅一般都要刻石记功，胡三省在批注《资治通鉴》时解释道：“刻石纪号者，着己之功迹以自劝也。”“天”、“天道”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语汇里是最高级别的存在。封禅、刻石就是向天、地祭拜，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改制应天”，通过君权神授的方式，来确认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在二战后，战胜国没有封禅，但是召开了雅尔塔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也是为了确定新生政治秩序的正当性。

但是，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是无比艰辛的。在这条路上，你既要面对过去政权的封堵，还要面对无数竞争伙伴的绞杀。无数草莽豪杰就死在了半路上。陈胜封的赵王名叫武臣，是陈胜手下“所善故人”，就是陈胜的老朋友。陈胜派他“出奇兵北略赵地”，打下了几十个城池之后，这位老兄在张耳、陈余的忽悠下自立为赵王。武臣自立为王后，“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在他派出去的这仨人里，韩广自立为燕王，李良因为自觉受辱干脆直接砍死了赵王，张黡最后投靠了张耳。为什么派出去攻城略地的这几个人最后都背叛了赵王武臣呢？很简单，秦失其鹿，自由竞争嘛。你既没有高贵的血统，又没有强大的实力，而且“素出将军下”自己本事还不行，没人服你，没人认同你嘛！整个帝制时代，真正白手起家建立新王朝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而唐高祖、宋太祖天然地得到某一政治集团的认同，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容易成功。秦末那些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草头王”，就是不懂得“堤高于岸浪必摧之”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张耳陈余给陈胜讲过，陈胜不听，迫不及待的自立为楚王，终于“势必不长久”，仅仅六个月就被章邯领导的一帮杂牌军给剿灭了。但这个道理张耳陈余懂，所以他们认定，不听劝的陈胜不是自己可以栖息的“良木”。“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张耳陈余不是君子，却是精明的政治投机家。

权力的真相就是认同，某一权利体系中上上下下一致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你才可以说你真正掌握了权力。求得认同、获取权力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传承，一个是实力。秦始皇靠实力赢得了权力，他急于封禅，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穷奢极欲，而是急于取得权力的正当性。秦二世靠传承获得了权力，但却因为失去上上下下对他统治的认同而短命速亡。这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理解。基本面上，普通大众被逼的活不下去了，于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骨干面上，秦二世恶政连连搞得上下离心离德，不仅九原、南越秦军主力没有回援，而且各级官吏带头造反的比比皆是；对立面上，六国残余势力本就不认同你的统治，天下大乱只不过给了他们一个复辟的机会而已。可见，“正当性”是可以流转的，“认同”才是不变的核心。认同在，权力就在；认同减少了，权力就消弱；认同消失了，正当性也就没有了，于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世界进入一种自由竞争的状态，直到“高才捷足者”确立了新的正当性，开创了新的权力传承轨迹。
为了说明这点，可以分析一下“职权”这个词。“职”“权”并不总是一致的。职，更多说明了你有行使权力的资格，是对正当性的确认。权，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代表行使权力的能力。这方面可以举个极端的例子——崇祯皇帝。崇祯十八年三月，李自成兵围，开出了“西北一带，敕命封王”的和谈条件，为此不惜调转枪头“愿为朝廷内遏群贼”。李自成之所以身段放的如此之低，其实不难理解。皇权观念早已深入到每个老百姓的骨头里了。李自成自己村干部出身，祖坟上长几根蒿子自己心里都没底。李自成这么做，首先是出于对大明王朝权力正当性的畏惧。崇祯皇帝贵为天子，皇位传承有序，权力的正当性爆表，连反贼都怕他三分；杀起大臣也跟砍瓜切菜似的，生杀予夺一点不带含糊的，整个明朝一共只有四个兵部尚书被处死，崇祯自己就砍死了俩。反贼怕他，大臣任他宰，只因为崇祯坐着皇帝的“职位”，这都是出于对皇权的畏惧，跟崇祯皇帝本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坐在皇帝这个“职位”上的崇祯有“权力”么？很可能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崇祯已经失去了整个明朝官僚系统对他的认同，也就指挥不动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里面的官员，有一千种办法对他阳奉阴违，让他手中的权力不好使。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还可以把目光投向现实，甚至我们身边。在现实中，我们比较认同两种获得“职位”的方式，注意，不是“权力”哟。一种是裙带关系，江山是我老子打下来的，我根正苗红，这是官二代；一种是科举考试，江山就是老子考出来的，我进士出身，这是科举派。但你要想真正掌握相应的权力，对不起，你们都得拿出让人信服的实力才行。所以，无论是官二代还是科举派，都要出成绩，获得了下面的认同，才能有效行使权力；获得了上面的认同，才能更进一步。古往今来所有的官场中，最牛气的就是那些真正从基层一刀一枪拼上来的。能上来就说明他们已经挤掉了一层层的竞争者，实力获得了方方面面的认可。他们简直就是官场里的刘邦、朱元璋，天然拥有傲视同侪的资本。提拔前讲究个“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假设你已经获得了下面的认可。当然，以上说的都是正常情况下的正常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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