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权术统治：共犯结构下的聚众术！

2016-3-23 Q帝 权谋文摘

【权谋网】按：说实在的，看完这篇发表在豆瓣上署名维舟的《黑暗乌托邦》一文，我震惊了。精读过中国古代历史，近现代史，我们天朝大多数是，对内镇压对外屈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带给民众的是深深的创伤，于是也就有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俗话，而希特勒对内福利的政策，让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大的梁山。一个把国家变成了梁山的人。对外劫掠，对内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把强盗分赃理论国家化，用共犯解构政治化，这种聚众术，让人叹为观止。

如今，纳粹德国早已被人们视为绝对的恶，以至于有时令后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为何当初还能得到高度文明的德国民众的全力支持？仅仅说希特勒利用了德国人在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复仇心理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不断指出的，那个黑暗时代的德国人与希特勒之间实质上结成了某种共犯结构，他们被元首描绘的蓝图和提供的福利所打动，成为了他的志愿行刑人。

在这些给人民的许诺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乌托邦——深谙德国人心理的希特勒，精心编织了一幅未来的景象：他和一群年轻富有开拓性的精英，不但将恢复德国的光荣，洗刷所有耻辱，而且还将作为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福利国家，使每个德国人都切实地获得生活质量上的提升。

他确实并未食言。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不管怎么黑暗，有一点是事实：他差不多一直有效地维持着德国民众的高福利生活。他创立了“大众”这个汽车品牌，目标是实现全民普及汽车拥有率；他引入了当时还几乎闻所未闻的“休假”概念，发展出今天人们熟悉的大众旅游；出身贫寒的人但有能力的人也开始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取得社会成就；在二战期间，德国军人家属获得的现役军人赡养费，按和平期间收入比例计算，几乎是美英士兵的两倍；甚至直到战败前夕，纳粹还考虑免除所有学校和学生的各种费用。直至战败那一天，一般的德国工人家庭没有直接支付过任何战争税，绝大多数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比在战争开始前的和平年代更有钱。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非常美妙，但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尖锐地指出，这种“善”实际上深深地建立在“恶”的基础之上。简言之，纳粹德国通过残酷的对外掠夺，维持了国内的高福利社会，并由此扩展了希特勒的支持基础。

这也是希特勒的乌托邦最黑暗的一面：一个看起来促进国民幸福的强大福利国家，依靠的却是无情的国外统治。纳粹意识形态一直强调对内平等和对外差异，用希特勒的话说，“在德国人民内部是最高的人民共同体和面向每个人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对外是绝对的统治地位。”也正是从这样一个乌托邦中，纳粹汲取到了犯罪的能量。

为此，所有不属于这个人民共同体的人，都遭到了残酷的清洗和无情的盘剥。纳粹到处洗劫犹太人，并将所获收益完全收归帝国所有；在各个被占领区，那些还有些顾虑和一丁点儿正义感的德军统帅们反复得到指示：“你们清楚我们的基本观点，那就是被占领区的军队开支应完全由当地来负担。”他们在被占领区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的纸币合法地掠夺当地的经济资源，以掩盖其抢劫的实质——看起来还像是很正当地买走了一切。他们的行动惊人地高效，在西欧各国的第一年占领军费开支，达到了这些国家正常财政收入的100%-242%不等。比利时的德军带着强盗般的骄傲报告说，他们已经把比利时的“库存全部吸干，最后连一滴血都榨不出来”。

不止是财政和资产，这个巨大的吞噬机器还要求人力供给。由于德国的农业无法自给，民用物资供应也受到战争影响（因为必须为军工生产让路），二战期间大批外国奴役劳工被驱使着为德国人劳作。纳粹首领对这些人的处境毫无同情心，帝国元帅戈林不止一次地表示：“倘若有人要挨饿，那么绝对不能是德国人，让其他人挨饿去吧。”他不仅没有放松，相反要求加强榨取：“我不在乎有什么地方势将发生饥荒，只要这个地方不是在德国。”1941年冬，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据推测将有550万人饿死，但东方占领军司令部认为，对此“无动于衷是非常必要的”。

诚然，战争期间的供应不足，也埋下了物资短缺、黑市盛行、价值缩水和通货膨胀的祸根，但战争期间保持的食物定量配给和对德国人有利的内部分配制度，反倒坚定了德国民众对帝国的信任，提高了政府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大多数民众虽非纳粹信徒，却也为社会体系提供的小恩小惠而欢喜。直到战败，德国人仍看起来美丽、健康、整洁且穿得很好，甚至战后，仍有不少德国妇女不时回忆起当年，不满地暗示：“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挨饿，因为一切运转正常！而战争结束后一切变得糟糕。”

不但如此，纳粹还特别注意安抚底层平民。约6000万德国平民仅承担了帝国战争支出的10%，收入较好的德国人承担了20%，剩下的全部由外国人、强制劳工和犹太人承担。事实上，工人阶级完全赞成减少那些富有公民的数量，对外国人受掠夺也无动于衷，只要自己事实上是受益者。这就形成了一种共犯结构：统治者不断借助社会福利，通过系统的贿赂来收买人民的赞同，而平民事实上成了被动的受贿者（95%的德国人都从战利品中获得了好处），士兵们则是“武装着的运送黄油的司机”。但德国人的生活标准却建立在被占领区人民的饥饿、贫困、强制劳动和死亡的基础之上，格茨•阿利甚至断言：“对全体德国人民族利益的担忧是所有恐怖、奴隶和灭绝政策的决定性推动力。”

为何这种民族福利国家的造福意识形态竟会演变出如此毁灭性的能量？是因为纳粹特别邪恶吗？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在历史上，这种“对内平等、对外差别化”的政策，在欧洲历史上十分常见。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都是如此：有公民权的人能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没有公民权的异族人则没有任何权利。帝国不承认任何平起平坐的邻国，也不承认能与本国公民平等的异族人。直到中世纪城市国家仍是如此：有公民权的城市人无情地剥削着农村居民。纳粹德国也继承了这种观念，将排他性的公民权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特权，只不过推到了更为极端和残酷的境地。

这种“中心-边缘”的差别化对待，事实上是许多帝国共有的逻辑：通过一种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控制，来为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包括现在的美国也是如此。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帝国逻辑也不见得更好：俄国通过一种“对内殖民主义”来支持帝国，即利用和剥削自己的人民来实现扩张。从国内民众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后者是一种悲剧，那么前者是一种不义：正如格茨•阿利所言，那种从掠夺的战利品中获得的好处，使德国人的内心受到压迫。

平心而论，二战期间的德国人多半并不清楚本国的那些将领和总督在被占领地区犯下的罪行，但他们很可能也并不在意——只要他们自己被帝国照顾得很好。半个世纪前，Ronald Steel曾说：“这是一种真实的帝国权利的标志：尽管帝国的支持者可能会对如何管理帝国发生争执，但他们从不对帝国的品行产生疑问，也绝对不会怀疑帝国是否符合被它统治的人民的利益。”他这句话原本说的是美国人常常不知道本国在海外做了什么（以至于后来发现受人憎恨时十分惊讶），但确实提醒了许多大国的公民：你们的公民身份很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作为一种实现政治正义的职责，理应关切本国在边境之外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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